⑦谢玮：《网红机器人索菲亚何许人也？》，《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期，第85页。

[22]这也从某个角度对这种内部分工决策实施监督。当然，从文字上看，2014年《行政诉讼法》并未在利害关系之前加上法律上的限定。

不仅有行政活动直接指向的对象，即行政相对人，还要根据情况，准确判断出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设法让其作为第三人以某种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面对源于非行政机关的侵害或危险，私人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去预防、制止危险的发生，行政机关在知道危险存在时也可以主动启动行政权限。以警察行政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传统行政法，主要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控制警察行政的活动。在传统行政法中，行政机关被当作公益代表者，具有相对于私人的优先性，其间的关系主要是命令与服从的双方行政法关系。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课予行政相对人义务、减损其权利。

如果私法是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法，那么，公法就是为了实现政策目的而运营制度的法。行政指导常与行政规制同时使用。(53))立法机关或者司法裁判机关在确立这些标准时应更多地与私人权利衔接，尽可能地将行政许可建立在兼顾民法典私人利益保护的基础上，做到公法与私法的平衡。

当然，也必须看到，由于国家与其政府的特殊地位，随着其积极参与民法事务，在理论(尤其是行政法理论)上混淆其由此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的情况比较突出。(12)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行政法与民法的基本使命不同，因此，并非任何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都会在民法上产生民事后果。(22) 学者的上述研究颇有价值：为什么《合同法》第44条看起来有明确的规定，而法院却不愿意(当然不是全部)认定合同无效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法官的价值取向——在意思自治领域尽量排除行政干预的基本思想。另外，要区分其审批是对于基础合同的审批还是履行行为的审批，本文认为应该是后者。

这些登记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民法后果，有的只有经过登记才产生民法上的权利，例如，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登记、婚姻登记、不动产抵押登记、预告登记等。(49)[德]曼弗雷德·沃尔沃：《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3页。

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论是第(1)个案例还是第(2)各案例，某小区的居民或者N都有权要求行政救济而提出行政撤销之诉。同样，如果行政机关的许可违背了《联邦排放保护法》中保护邻居的规范，尤其是《联邦排放保护法》第5条，也可以考虑提起撤销行政许可之诉。(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第二次起草委员会删去了公共秩序，只剩下纯粹以经验为基础的善良风俗，即废除了双重标准。与德国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保留有公共秩序的概念，这就是《法国民法典》第6条的规定：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法律。就政治公共秩序与经济公共秩序的区别而言，大体有以下两点：首先，就目的而言，政治公共秩序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调整财产与服务的交换关系，而是为了保护经济利益之外的利益，即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20)其中在区分说中，又区分为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的区分、在双方法律行为中区分为基础行为与履行行为，行政审批的效力在这两种区分上是不同的，应当区分。

(51)但是，一个行政决定，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52)也不能建立在违背或者损害私人利益的基础之上。(26)实质上是，若合同已经成立，只要不违反有效的法律，则审批前的合同就已经具备法律效力，只是履行的效力处于未生效状态，须待完成行政审批手续后，合同的履行效力才能发生。

该条不仅明确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民事责任，而且明确单位担任监护人的不承担民事责任。(22)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

(31)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②也就是说，民法典的外在体系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体系，借着逻辑的技术方法——内涵与外延的方法，形成不同内涵与外延的类别概念，将外延较小(内涵较大)的概念涵摄于外延较大(内涵较小)的概念之下，由此形成规则的递进而构成的体系。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般来说，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涉及第三方利益，法律一般不会否定其效力。(20)李昊：《论批准法律行为在民法总则中的规范方式》，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1期。(50) 再来讨论行政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协调的问题。

当然，当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或者权利冲突时，应独立救济，但在立法和司法中，应该相互协调——不能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权利建立在违反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反之亦然。必须有一个标准，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公法上的标准(例如，我国法院行政判例在确认建筑许可是否违反采光权的时候，采取的就是建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住宅建筑最低标准为每日日照2小时。

显然，如果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应然解释，自然，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时，如果具备第32条规定的要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9)第34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198页。(23)[奥]恩特斯·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205页。

对此，有学者指出，单方法律行为仅需单方作出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与生效，理论上可将单方法律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形成性的单方法律行为(einseitig-gestaltendeRechtsgeschafte)和其他单方法律行为，前者指会对其他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以形成性的方式产生影响的那些单方法律行为，例如撤销、解除、抵销等，后者则包括遗嘱、悬赏广告(Auslobung《德国民法典》第657条)等。政治公共秩序与财产及劳务的交换，即市场的活动无直接关系，因为市场经济活动应由当事人依照契约自由的原则为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4361号)等。股权或权利变动合同的行政审批尽管批准合同有否效力，但也关乎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譬如，外商投资者不得经营的领域，或不得作为外商独资企业经营的领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权受让人的合同，不予批准，外商投资者因此而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

但如果仅仅是害怕国有资产被贱卖的审批，则属于非行政审批，属于所有权人(包括其授权机关)的审批。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是针对物权的，还是针对债权的，后者即所谓的合同效力方面。

(46)沃尔夫则指出，如果行政机关为所有权人颁发了建筑许可，而该许可违背了公法上的遵守有关边界距离规定的话，那么其邻居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建筑许可提起撤销之诉，理由是行政机关许可违背了某个公法上的条款。杨永清：《批准生效合同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等。

③德国学者认为，民法典的内在体系是由不同位阶的诸原则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因为几乎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建筑必须符合整体规划，行政许可是必不可少的。

(15) 笔者认为，强行性规范是与任意性规范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当事人不能依意思自治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定。(2)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也应属于效力性规定。在笔者看来，第27条、第28条、第31条看起来很像行政行为，但却属于民事行为。德国学者指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对私法上的请求权作出决定，而当事人又可以提出行政诉讼，那么，行政机关的决定将不涉及私法上的请求权。

按照法治国的思想，行政必须依法，并且在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运行，而民法应在市民社会中存在。(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吴光荣：《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1期。法律行为(合同)的审批等，无不体现出这种色彩。

最典型的就是行政审批与法律行为的效力之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未经审批的法律行为(主要是合同)效力如何的问题。(42)笔者认为，民法典上的各种登记应属于行政行为，这是因为：(1)主体为行政机关。